就算削减2000亿美元，恐怕也改变不了美国贸易失衡！

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：中美两国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。稍早前，新华社还报道，副总理刘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，不打贸易战，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。

中美联合声明中，并没有提到此前一度传言的“削减美对华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”。

“2000亿美元”的数据此前最早是美国代表团赴华第一轮谈判时，在美国《平衡贸易关系》(Balancing the Trade Relationship)的文件中出现的，该文件是美方谈判前拟定的谈判文件，文件中称，美国希望到2020年底，中国将对美贸易顺差从2018年的水平减少至少2000亿美元。

在华盛顿的第二轮谈判之中，外媒也一度传言称双方在谈判中达成一致“削减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逆差”。然而，随后很快，一篇牛弹琴公众号发文《中国对美让步2000亿美元？别信，这是谣言》，表明中国官方否认了“2000亿美元”的传言。

此后，中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，也确实没有提到“2000亿美元”。

不过，中国即便真的从美国扩大2000亿美元的进口，也不会对降低美国整体贸易赤字起到多大效果。

在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关系中，中方可以相对较快地调整工、农业大宗商品和一些高端产品（如飞机）进口结构来缓和中美贸易摩擦。作为一个大宗商品进口大国，中国很容易就可以调整进口来源国，比如扩大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能源，同时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。

然而，对美国而言，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，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美国对其他国家（除中国外）的出口减少，这样的话，虽然中美贸易不平衡缓解，但是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状况并不会得以缓解。

要理解这一点，就要弄清楚美国在全球经常帐和资本帐上的状况：经常帐赤字，而资本帐盈余。

在全球范围内，当前一些贸易盈余国家（如中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）的国民收入分配出现扭曲，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过多，而家庭部门分配较少。这些经济体对本国对外出口的制造企业进行有效补贴，而居民的工资收入和存款利率水平都较低，家庭部门的一部分收入被“隐形”转移至企业部门。这也造成了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不足，不足以消费掉国内生产的所有商品，因而必须通过出口解决。

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致使这些经济体出现“结构性高储蓄率”的现象。收入可以被用来消费，也可以被用来储蓄。家庭部门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了消费，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大部门都用于了储蓄。由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大头，而家庭部门只占小部分，因而这些经济体必然出现高储蓄率的情况。

换句话说，这些“高贸易盈余”的经济体因收入分配不合理而出现 “过度储蓄”。而这些“过度储蓄”的资本有一半又流回了美国，美国并不是需要资本流入，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开放、灵活、深度，自然而然就对这些资金构成了吸引力。海外资金涌入美国，使得美国出现资本帐盈余，而美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，就必须得维持经常帐赤字的局面，这意味着，美国必须维持投资率大于储蓄率。

如果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非常依赖资本投资，就像19世纪时期一样，那么国外资本的涌入对美国的发展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，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，美国企业有足够的资本用于投资，并且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，现在的美国企业有大量资金，它们却将资金用来回购股票。这意味着，美国现在面临投资需求疲弱而储蓄过剩的局面。

如果所有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，而并没有驱动美国的投资，那么这些资金就一定会压低美国的储蓄率，这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铁律。要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很多，包括：驱动货币（美元）走强，降息借贷利差，失业率上升，放宽贷款门槛，刺激房地产或股市泡沫以刺激消费，所有的这些都会迫使美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。

因而，即便中国减少对美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状况并不会缓解。只要高贸易盈余国（包括中国）继续维持国内“储蓄率远高于投资率”的局面，以及这些国家大量资本重新流入美国，美国就会继续维持资本帐盈余的局面，相应也会持续出现经常帐赤字。

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减少美国整体贸易赤字，就应该解决整个国际资本流动不平衡的问题，而不仅仅只是针对中国。中国已经意识到，国内经济的驱动力不平衡（消费、投资、出口），造成了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，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。从2007年开始，中国就在转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。

美国也不应仅只靠别国进口更多美国商品来缓解贸易赤字，也应关注国内驱动力平衡，比如限制海外过剩资金流入美国，这也许是个缩小美国贸易赤字的好办法。